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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無論是“中國好人”，還是“中國夢”的踐行者，經過那些部委辦局精心挑選出來的人，最後卻發現他們大多卻是臨時工——他們身處那個群體的最底層，幹著最累最髒的活兒，拿著最微薄的收入，生活最沒有尊嚴，但他們卻被奉為這些群體中最先進，最高尚的人。

　　我們無法理解為何這些體制內的人高雄臨時工，會這樣來安排。他們時常用充滿著欽佩的語氣，來評價這些人，但往往又話鋒一轉，一個新的邏輯就顯現出來——這樣一位高尚的人，是在他們這個群體中熏陶出來的。這樣一個處於最底層的人，都能這樣兢兢業業，或者有高尚的職業操守，無私的精神，足以證明他們這個群體是何以先進。

　　這一邏輯，再說明白一點就是：高雄臨時工這個被選出來的個體，沒有背後的集體，便是沒有意義的。

　　每次與這些臨時工四目相對，我都感到一種荒謬感，與他們的對話也不知道從何處開始。但往往更讓人無法理解的是，高雄臨時工臨時工們大多也樂意接受這些單位給予他們的地位，甚至認為這是一種認同，是靠近體制的一塊敲門磚。

　　我不知道該如何評價他們。其實，即便我和一些朋友們為此感到一種違和感，但本質上講，我們也如同一棟塔樓裏的囚徒一樣——只是，高雄臨時工我們時而可以透過窄窄的窗戶，看見自由世界綠色的草地，以及生意盎然的樹木。